在苍茫无垠的人类大世界中，一个文学刊物可比什么呢？我看就是群山中的一条小溪，蜿蜓奔窜，山水大时，显不出它了；遇到大漠与戈壁，它也悄无了声息，但它却可能在另一处又显露出来，继续前行。那编审人员和写作者又是什么呢？我看，像浪花，在汩汩前行的溪水中，有的消失了，也有的浪花随着溪流奔向了江河，奔向了大海。

《满族文学》杂志从《杜鹃》起步，冲出了大山，汇入鸭绿江，正向大海奔涌。整整四十年间，它吸引、团结了多少浪花，冲出辽宁，走向全国。而在今后的岁月里，它必将汇集起更多更漂亮的浪花，让辽宁文坛骄傲自豪。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满族文学》创刊，并在丹东举办了第一次笔会。笔会的主办者是路地，而在他身后给予支持的是牟心海。牟心海是位诗人，他当时的职务是丹东市委副书记，后来他当过数年辽宁省文联主席，直至退休。我记得在我退休后的2011年，我和他一起去丹东开会，在火车上，他跟我娓娓而谈的都是创作与鼓励，他鼓励我不要停笔，要珍惜退休后的宝贵时光。回到沈阳后，他还送了我一幅他的油画作品。没想，再得到牟老的消息，他已去了另一个世界。

路地老师是《满族文学》创刊人，是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编辑家，他一生都致力于满族作家的培养和《满族文学》的发展，并主持发起过首届全国满族文学评奖活动。那次颁奖是在中央民族大学，全国各地的满族作家去了很多。路地老师多年后见到我，仍亲热地喊我小胖子，我说，我已是老胖子啦。路老说，不信你能追上我的老，我啥时都喊你小胖子。

这不由让我回想起我和路老之间的一段小事。有一年，我和他一起去昆明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的会议，乘的是直达列车。中途，我从硬卧去软席车厢看望他，没想他情绪恹恹，打不起精神，我再三追问，才知车过一个大站时，他与同包厢的几位旅客一起下车散步，回来时却发现钱包丢了，钱包是装在外衣口袋里，外衣则挂在车窗旁的衣挂上。有旅客说，刚才看到有个年轻人进了那个包厢，但很快就离去了，他还以为是我们的同伴。路地老师那次丢的不少，一千多元，当时他的工资一月不过几百元，放在谁身上，也难免坏了兴致。他说，情况已向列车长报告过了，但列车长说他也没办法，窃贼得手后不可能还留在车上。听了这番叙述，年轻气盛的我怒从胆边生，登时起身，在列车上从头走到尾，再从尾走到头，然后便将列车长拉进了软席车厢的空闲包厢，与他进行了一次坦率的交谈。我说，那位老同志在列车上丢了钱包，列车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列车长说，你把窃贼指给我，我让乘警铐上他。我说，你不要以为我指不出小偷是谁，你就可以推缷责任。铁路乘务条例上有明确规定，列车在中间站停车时，值乘列车员必须将前后车门锁死，不允许任何陌生人进入。小偷能如此方便地自由上下，你能说你们没责任？列车长顿时没了理直气壮的气势，赔笑说，旅客的钱财丢了，我除了深表同情，还能怎么样？我说，你们的行李车、餐车上运载了那么多的香蕉菠萝是怎么回事？乘务人员不光一再去各车厢叫卖，列车停站时，你们还去站台上卖，能把你们的商业执照拿给我看看吗？列车长说，现在满世界还不都是这样，各单位组织创收，弥补一下经费的不足嘛。我说，满世界都经商，我无权评判是非对错，但这个又怎么说？你们餐车上可挂着文明列车的奖牌呢，而且一个是铁路局的，一个是铁道部的。说这话时，我打开用报纸裹着的包包，展露给列车长的是软席包厢里的两只塑料拖鞋，足有一两个月没清洗了吧，脏得不堪入目。列车长彻底服软了，说接受领导的检查和批评，请转告那位老同志，丢失的钱财我们尽力补偿，绝不让老同志受损失。

路老一直把这件小事记在心上，就像一直记着我的“小胖子”的绰号，那个绰号是他起给我的，一直也只有他叫，其中含着他老人家深深的爱意。而今，路老已离我们远去了，但他对满族作家多年来的关注与扶持，我们永远难忘。今天，我把这件小事记述在这里，除了对路老的深切怀念，也含着对自己的自责与反思。那件小事，实在算不得什么仗义，充其量，是个以错对错的小把戏，好像两个都犯了错误的孩子，一个大些，欺负那个比他小的，又好比五十步笑百步的败兵，即使小胜了一把，又有什么意义。当时，我不过仗着刚从铁路企业离开不久，对铁路乘务知识的一知半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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