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波，男，湖南湘潭人，延边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与社会发展；

孙春日，男，吉林和龙人，延边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与社会发展。

长白山林木资源丰富，素有“长白林海”之称，是中朝两国的界山。发源于长白山的鸭绿江是中朝两国的界河，朝鲜一侧称为“左岸”，中方一侧称为“右岸”。在艰辛的伐木劳动中，鸭绿江左岸的人民创造了一首首朝鲜音乐风格鲜明的伐木歌谣。这些在伐木作业中产生的劳动号子是否穿过了浅浅的鸭绿江，对我国境内长白山林区号子的形成产生了影响？越江而来的伐木歌谣，为了适应新的文化土壤，自身是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本文尝试从音乐传播学的角度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朝鲜伐木歌谣在鸭绿江左岸产生的缘起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不断向外扩张，发展为军事帝国主义。1861年，沙俄废除了农奴制，经济迅速发展，为了满足国内资本积累的需要，也不断向外扩张，逐步发展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原料产地，拓展殖民领地，日俄两国把贪婪的魔爪伸向了长白山。他们对这里丰富的林木资源早已垂涎三尺。1896年9月，俄国商人布里涅尔从朝鲜政府那里获得了为期20年的鸭绿江流域朝鲜一侧的森林采伐权[1]。在1905年之前，日本由于国内木材缺乏，也“把魔爪伸向其夺取到手的殖民地朝鲜北部鸭绿江沿岸的森林地带”[2]137。日俄战争期间，为了征伐军用木材，日本帝国主义在鸭绿江左岸的惠山镇等地设置了木材所[3]213-237。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退出了鸭绿江流域，沙俄在朝鲜所拥有的一切森林特许权都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利品。根据1914年中国政府奉天东边道尹兼安东交涉员谈国楫与日本国驻安东领事官吉田茂签订的《整理漂木暂行规则》第十三条“原主不于第十一条所定期间内前来认领者，该项漂木即为鸭绿江采木公司及朝鲜总督府营林厂所有。但鸭绿江采木公司……及朝鲜总督府营林厂之自伐材、包工采伐材不在此限”[4]88的记录分析，1914年以前，朝鲜总督府营林厂就已经开始了从伐木、制材到集材、流送的整个木材生产流程。一般而言，除伐木工序对集体的力量依靠较小之外，其他三道工序都极度依赖团体力量。因此，制材、集材、流送三道工序都是产生伐木歌谣的重要环节。日本人撰写的《鸭绿江林业志》记载：“自1909年到1929年的20年间，仅流送到安东（今丹东市）的木筏总数96 800张……消耗森林资源在6 000万立方米以上……大部分运往日本。”[5]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日本侵略者对鸭绿江两岸林木资源的窃取和对两岸人民的奴役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根据制材、集材、流送三道工序的特点推断，当时鸭绿江两岸的伐木歌谣是较多的。正是在极度繁重的劳动负荷中，朝鲜人民吼出了一首首劳动号子，用以疏解疲惫的身心。正如韩国学者崔贤植在研究《鸭绿江节歌》时所指出的：“在湍急的江水中，长时间放排的时候，没有比劳动谣更能振奋人们力量的要素了。”[3]218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出版的《朝鲜民谣1 000曲集（研究材料）》一共收录了8首朝鲜伐木歌谣①。其中，与中国一侧长白山接壤的朝鲜北部区域（平安北道、平安南道和咸镜北道、咸镜南道）[6]的伐木歌谣有5首，占整个朝鲜伐木歌谣的六成以上，其他3首分布在朝鲜南部的黄海北道、黄海南道和江原道[7]243-248。尽管该歌曲集没有标注这5首伐木歌谣产生于哪一道工序，但是从这些伐木歌谣在整个朝鲜伐木歌谣中所占的比重来看，朝鲜一侧的长白山林区无疑是孕育伐木歌谣的重要区域。

二、朝鲜伐木歌谣向右岸传播的媒介

所谓传播就是“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和变化”[8]。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源，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介才有可能被听众所接收，完成自身的传播。在日俄战争期间，鸭绿江两岸现代广播通讯业不发达，对朝鲜伐木歌谣的传播几乎没有产生影响。在没有现代无线电技术参与的原生态音乐环境下，朝鲜伐木歌谣向中方一侧传播的方式主要有移民传播和自然传播两种。

（一）移民传播

移民传播是指以移民群体为媒介进行的文化传播。人是文化的载体，人迁移到哪里，就会把文化传播到哪里。从文化来源上看，移民群体主要传播两类文化：一类是故乡的文化；一类是从他乡学习的文化。根据传播文化的来源不同，移民群体可以划分为传播故乡文化的移民群体和传播他乡文化的移民群体。以上两类人群都参与了朝鲜伐木歌谣向右岸的传播活动。

文章来源：《鸭绿江》 网址: http://www.yljbjb.cn/qikandaodu/2020/1209/707.html